什么复杂的东西，外事和平，内事休养，崇法治吏，克己安民。
或许连世祖皇帝都没真正看出刘旸的一种特质，那就是极致的克制，如果说太子时期需要韬光养晦、小心翼翼，那么这已经是登基之后的第三个年头了，从刘旸身上依旧看不到多少私欲，没有任何个人享受，曾经在世祖晚年流行于宫廷上层之间的奢靡之风，几乎被刘旸一扫而空。
虽然刘旸嘴里一直说着，是在效仿世祖早年之简朴之风，但两者之间是有天地之别的。
说来或许有点不尊重，世祖皇帝在乾祐年间的节俭利落，那是国力所限，说白了就是穷的，看看开宝后期的他吧。
而刘旸时代呢，就算不提国库，少府的财富可是堆积如山，都可任其享用的.所以说，一个能掌控自身，控制住内心私欲的人，大概率是能成事的，而身为皇帝也能做到，并且长期坚持，那么这种人实则也很可怕。
大汉的权贵与官僚们，也会慢慢发现，世祖皇帝虽然息怒无常，动不动就杀人，但只要别突破底线，甚至只要不倒霉地落在他手里，那就日子照过，酒照喝，舞照跳，美人照玩。
而雍熙皇帝，虽然宽厚，沉静而文雅，也慎于刑杀，但他对朝制的维护，对所有人的管束，却更让人习惯于特权、越权逾制者从里到外的难受。尤其是，犯了法，就想着往海外赶人，实在太过分了。
当然，比起开宝时代，雍熙时代在政治氛围上还是要宽松很多的，如果说不让权贵犯法虐民也算“苛政”的话，那么这或许就是刘旸最苛刻的地方了。
还不如世祖皇帝时自在呢！这，或许是一部分人的心声了。当然，人考虑一件事往往从自身利益角度出发，纠结于某一点的同时，也往往忽视一些东西。
持此类想法的人，大概就忽略掉了一点，雍熙皇帝处置的权贵、官僚、地主，世祖皇帝碰到了，同样会严刑峻法，甚至搞株连族灭，只不过，要“碰”到才行。
雍熙三年，秋七月，盛夏的尾巴勾出秋老虎，天气还有足有几分炎热的时候，銮驾起行，开始了刘旸皇帝生涯中的第一次正式出巡。
虽然如山堆叠的奏章几乎把刘旸淹没，各地纠察成果也很显著，利好的消息如雪片般呈至洛阳皇城，但刘旸仍旧想着亲自出去走走看看。
当然，这也是在朝政稳定，国家益安的情况下，刘旸才敢动此心思，否则仍不敢擅离京师。
出巡计划定下，对于出巡可能造成的影响，刘旸也是尽可能考虑周全，尽量不给地方添麻烦。
出巡费用，国库只承担正常的官员俸禄，官兵饷银，军辎供应，其余用度开销，悉由少府支出。为此，刘旸直接批了一百万贯钱，当然，在他的计划中，这些钱可不全用作行营所费，而是考虑到对一些贫苦小民的施恩降惠，以及地方清正官员、德义之士的嘉奖等等。
随行人员，刘旸也是务求精简，官兵只有三千大内军，由李继和统帅护驾。由于当初李继和报信的“忠勇”表现，刘旸登基之后，给足了汇报，一跃从大内十六营中脱颖而出，直升为大内军都指挥使，这可是正三品的军职。
李氏兄弟所受恩宠之盛，也由此可知，不过也正因如此，他这个大内军都指挥使注定做不久。
至于随驾臣子，主要有四人，内阁学士王旦，宰臣是都察使韩徽，赵王刘昉，以及才成婚不久的皇长子、汝阳公刘文涣。
关于刘文涣的亲事，在京中还一度引发轰动，倒不是婚礼排场有多奢华宏大，也不只是他皇长子的身份，还因为他结亲的对象——常潆，在京中名气很大。
常潆出身自然不是普通人，真要说起来，就得追溯到其曾祖父常思了，那是高祖的从龙之臣、开国元勋，郭威都得呼之为“常叔”的老贵，虽然后来因为贪戾不仁、违法乱制，被世祖皇帝处置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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