即便在过去的这些年头，他们同样对老皇帝的刚愎、暴戾感到惧怕与不满，但他们却从不会想着反对老皇帝，抑或是更直接地期待老皇帝驾崩。
归根结底，他们能到如今的地位与老皇帝息息相关，双方的利益从根本上是一致的，他们是老皇帝在政治上的近卫军。便是太子刘旸，即便都认可其英明贤能，但两者之间终究是隔着一层的。
他们哭的不只是大行皇帝，更是自己！
因此，悲伤之余，所有人的心情都是五味杂陈，而刘旸，也待众人对此消息发泄、消化完毕之后，方才开口，与众臣商讨起后续事宜来。
不需多说，核心问题只有两个，一是迎梓宫、治国丧，二则是登基继位问题。
前者自不必多讲，在忠孝大义的指导思想上，没有任何人敢在此事上打折扣，抑或发表什么不恰当的言论，否则必被群起而攻之。
后者，刘旸显得很矜持，但有刘暧、吕端、辛仲甫几人帮忙提出，这是干系到社稷安危的事情，同样容不得疏忽，总得有人站出来表态。在这种政权交接的时候，往往是最容易出问题的，即便权力地位已经稳固如太子刘旸，也难言万全。
而两者，显然都需要朝廷稳定，人心安定，这些从太子及众臣以下，就得做起。
当然，如果搞得太紧张，反倒体现不出三十余年实权太子的影响力及掌控力了。事实上，除了迎驾备丧事宜，真正需要他们额外做的事情并不多。
刘旸召大臣们与会广政殿，除了通报消息之外，也是为了取得一个共识。有此共识基础，朝局他们足以镇抚，军队也尽在掌握，至于剩下的，只待合适时机昭告天下罢了。
广政殿议，在一种悲伤且从容的气氛中结束了，太子与诸臣就大行皇帝丧事与继嗣的问题迅速达成一致，同时决议，让仍在开封的侍中、宰臣、东京留台、广阳伯赵匡义去行营接灵驾。
不是不相信李少游等人，只是他们代表着大行皇帝的遗志，而中枢朝廷也需要发出自己的声音。至于由赵匡义作为代表，理由也很简单，他地位足够，东京又离行营最近，仅此而已。
夏季虽过，但秋老虎依旧在显示着它强烈的存在感。河南道，濮州，鄄城西十余里官道上。
火辣辣的阳光下，行营前方，御营处，梓宫所在，两方人马正对峙着。
一方自是护送梓宫还都的李少游一行，自泰山西还，走河阴路线，经过郓、濮二州。很多消息，并没有那么好瞒，尤其在言多眼杂的情况下，大伙的嗅觉又未失灵，因此即便李少游等人采取了严厉措施，几日下来，行营上下或多或沙都察觉到了异样。
虽无法确定，但很多人都猜到，很可能是皇帝陛下出了状况，探听者众，被严厉处置了好些人，也正因如此，反倒引发了更为广泛性的猜测。行营终究不像高墙深宫，有天然阻隔消息的便利，而皇帝在与不在，那绝对是两种氛围，两种环境。
另外一方，则赵匡义了，收到来自洛阳的中枢决议后，赵匡义惊诧之余，也迅速行动起来了，只带了几名僚属并开封府衙役，当然还有时任京畿道都指挥使的扶风郡公马怀遇，率军随赴。
可以想见，当赵匡义听闻老皇帝驾崩之时，赵匡义又是怎样一种复杂心情。
悲伤实在谈不上，欣喜又不至于，最恰当的说法，当是解脱。往前数，至少有十五年年，赵匡义是感受到压制的，五年前便清晰地察觉这份压制来源于老皇帝，因此，老皇帝的驾崩，于赵匡义而言，实有如雨霁天晴，拨云见日。
私下场合，不至于喜大狂奔，却也舒畅自然，外人面前，则是痛哭流涕，撕心裂肺。
而赵匡义之来，所为者，自然是将大行皇帝梓宫顺利稳妥地接回洛阳。目的与李少游等人相同，只不过，赵匡义明显想要掌握这项重任的主导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