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明确了，软件产业是我们国家目前最薄弱的技术领域之一，也是在863计划和973计划中都被列为重点的发展方向，而软件产业和传统行业，甚至计算机硬件行业都不一样，它需要持续对版本和内容进行迭代、修复还有升级，否则很快就会过时。”
“所以要想运营下去并且和国外的同类产品进行竞争，还是需要一家公司才行，而从国家现代化建设的大局考虑，这样一家公司，最好还是以国有独资的方式建立，再委派给可靠的同志负责运营和管理。”
眼见丁高恒继续坚持，王宇忠又点燃了一支烟，狠狠吸了一口，才继续回答道：
“老丁，你说的这些道理我都懂，但眼下的国有企业属于三头分管，不是我一个人能说了算的，而且今明两年是国企转型最关键，也是最混乱的阶段，目前的原则是能不新建就不新建，等到这一轮清退改制结束之后再说。”
“这也不是单单针对你这里，哪怕是电信公司那么大的规模，想要把移动通信业务剥离出来另外成立两家新公司，都因为这个事情被推到98年去了。”
“再者说……”
后者犹豫了一下，把最上面的一份文件翻到最后一页，然后调转过来，将印着内容的一面朝向丁高恒：
“科学院推荐出来的企业负责人，1976年出生，满打满算也还不到23岁，虽然咱们国家法律是没有明确规定企业管理人员的年龄，但这个岁数是不是有点太夸张了？”
上面印着的个人信息，自然就是常浩南了。
这件事情如果追根溯源，还要回到前些日子。
在歼10的地面启动实验顺利通过总装备部以及国防科工委的相关验收之后，由于启车过程中出现了一些波折，以及对1001号原型机进行复检时又发现了不少质量问题，总工程师薛炽夀和蓉飞总经理杨宝树二人就此专门向科工委和总装备部写了一份汇报。
其实这份汇报的核心意思是总结经验教训，以及自请处分，算是一个出现重大事故隐患之后的标准操作流程。
只不过一方面，科研工作中遭遇问题和挫折属于客观上无法避免的情况，加上二人的态度积极主动，也没有造成什么不可挽回的损失。
另一方面，在验收过程中，并非611所和132厂人员，且全程参与了故障检测排除的常浩南与林晖都明确表态，认为这不能算是一次责任事故，只是由于我国航空制造水平和经验不足所带来的技术问题。
因此，最终也并没有对薛、杨二人进行组织方面的处理。
但是汇报材料和验收材料中，都提到了常浩南最近在强非线性偏微分方程组的数值解领域取得了一些研究成果，并以此为基础，开发出了一套面向新一代电传飞控飞机的喘振预测和主动稳定性控制系统。
说是蓉城方面的投桃报李也好，据实汇报也罢，在事后的总结文件中，他们直接表示，正是由于常浩南开发的那套系统，在原型机试车过程中提前发现问题并及时处置，这才挽救了1001号原型机，进而可以说挽救了整个十号工程。
总之，对常浩南研究出来的计算方法直接进行了一个拔高。
这个贡献可就大了。
也几乎在同一时间，杜义山没有通过京航大学，而是通过科学院，与另外几名资深院士联名提交了一项建议，以完全国资的形式，成立一家专门负责专业领域软件开发和维护的公司，并且由常浩南担任总经理，或者其它名义的负责人。
公司成立之后的首个产品，将是一套同样由常浩南领导开发的多物理场综合仿真建模软件，此类软件已经在过去一年中多次证明了其在几乎全部的科研领域内都具有重要价值。
也就是如今正拿在王宇忠手里，让他一脸纠结的那份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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