吹原教旨,反对公教的腐化现象,因此直接把极端性拉满了。

    而新一代新教,并不是把这种极端性归零,而是直接跳到对立的极端——他们像是报仇雪恨般地推崇相反意见,结果,就只能在两个极端中间来回跳。

    现在想想,这可能是从罗马时代,就有的病根。罗马帝国也好,后来的教会也好,形成的“纲常”,或者说作为共识的社会规范,涵盖范围太狭小,本身也太脆弱。而后来的蛮族,在这方面就更加糟糕了。

    对任何一个文明来说,想脱离窠臼都不容易。对他们来说,就更加如此了。蛮族们其实无论怎么横跳,也跳不出教会当年开拓出的范畴。

    当然,这也不是他们的特例。郭康也是看着塞里斯人捣鼓来捣鼓去,结果怎么都摆脱不了天下观。

    要知道,从信史时代开始,中原国家的组织方式其实也就两种:要么是周朝开始的,华夏诸国争立的模式;要么是元朝开创的,超出族系和地域、多个兀鲁思并立的结构。一直到郭康的时代,天下依旧是非元即周,还是这俩在生效。

    中原都是如此,欧洲就更没得选了。

    他们这种情况,导致一旦当时的理论体系出现问题,反对者只有一条路可走。而且只要反对,就往往会把现存的秩序给反得完完全全的。就好比一条窄路上的两个人,没法向旁边避让,只能硬碰。

    时间长了,蛮族们的思维自然也出现了问题,一个个都成了“二极管”,只认这头和那头,就想不到能换个方向……

    单纯在内部的话,这倒还不算严重,反正大家早就习惯了。但是,随着近现代欧洲诸蛮族的强势,蛮族文化也开始四下输出。在其他文明环境下,这种表现就开始尴尬了。

    长期的思维惯性,导致蛮族文化的信奉者只会“誓反”。哪怕他身处一个根本没有“老教”的地方,也会按照原来的套路,先“誓反”一套再说。而在外人看来,这就等于对着空气输出,显然是有问题的……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