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按理,禅让制度才彻底沦为表面功夫。

    从另外几件事,我们也能看出:即便是在武帝罪己诏之后,‘禅让’制度,也依旧发挥了一段时间的历史惯性。

    如西汉末年,王莽便是通过‘禅让’,得以成立新朝;只不过最终,被中兴汉室的刘秀推翻。

    又比如东汉末年,三国时期,魏王曹操薨故之后,其子曹丕也同样是通过‘禅让’的方式,从汉献帝刘协手中接过了皇位;只不过最终,被司马家摘了桃子,魏亡而晋兴。

    从这两例‘通过禅让得位,最终又都失去皇位’的事件中,我们也不难发现:在武帝罪己诏之后,禅让制度虽然还倚靠历史惯性发挥着影响力,但早就已经没有了实际施行的基础,也早已不被普世价值认可。

    最后,就是这位读者提的最后一个问题:既然皇帝不能认错,那武帝发罪己诏,岂不应该威仪大损吗?

    可实际上,武帝颁罪己诏,不是受人赞扬的事吗?

    对于这个问题,我的答案是:武帝罪己诏,之所以没有‘威仪大损’,几乎可以完全解释为‘乃族之荫’。

    诚然,作为青史留名的‘武皇帝’,世宗刘彻的武功,堪称是青史含有。

    但作为客观的历史研究者,或者说是爱好者,我不得不承认的是:相较于武功,武帝刘彻的文治,几乎可以用‘不肖父祖’来形容。

    在刘彻之前的文帝、景帝时期,天下轻徭薄税,生民安乐,汉室的税率更是从高祖刘邦时的十五税一,一度被降到了三十税一的超低税率。

    ——三十税一,就是百分之三点三,比现代储蓄利息还低一些,完全可以忽略不计了。

    但在刘彻继位之后,短短二十年间,经过整个文景之治积累下来的府库,便被武帝刘彻败了个一干二净。

    这些钱,莫非都用在了对匈奴的征讨之上?

    从史料来看,显然不是。

    ——文景之治近七十年积攒下来,用于汉匈决战的老本,被武帝刘彻尽数用在了大兴土木、兴建宫阙,以及封禅、巡游、享乐之上。

    而与匈奴决战的军费,则都以苛捐杂税的形式,全部压在了天下百姓的头上。

    也正是因此,在卫、霍两位天之骄子相继离世之后,原本对北讨匈奴持有较高支持度的天下百姓,逐渐从‘闻战则喜’,转变成了‘闻战则恼’的态度,最终,为了继续维持对外征讨,武帝刘彻在得不到充足兵源的情况下,甚至不得已推出了‘武功勋’这样的补丁制度。

    而武帝刘彻这么折腾大半辈子之后,之所以依旧成为了汉世宗孝武皇帝,而不是汉炀帝,主要就是以下两点原因。

    一、相较于屡战屡败的杨广,武帝刘彻对匈奴的征讨,取得了相当可观的成果。

    二、刘彻的祖父,是刘恒。

    甚至比起前一点,后面这一点发挥了更主要的作用。

    或许有读者不清楚:汉太宗孝文皇帝刘恒,其在位时期的威望、民望,可以说是远超高祖刘邦,直逼神话中的三皇五帝的。

    乃至于到了西汉末年,起义军打入长安,都没敢对这位‘在世圣人’的陵寝有丝毫不恭。

    所以,武帝刘彻的罪己诏,之所以没有引发太过剧烈的政治动荡,一来,是天下人的心中,多少念着武帝刘彻北伐匈奴,让天下汉人直起了脊梁骨,也曾用缴获的牛羊,让天下汉人过上了一段大口吃肉的美好日子。

    再有,便是大家再不满,也终是在心里无奈的摇了摇头:毕竟是太宗文皇帝的孙儿,看在太宗皇帝过去的好,就算了吧。

    毕竟人家天子之身,还甩下脸道歉了,还能怎么办呢?

    好歹是太宗皇帝的血脉,再坏,又能坏到哪儿去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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