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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袁术移兵阳翟，大赏诸军的时刻。陈冲已传信关东，令河南尹关羽征调河南六万军士，分守雒阳八关。兖州牧曹操坚壁清野，移兵扶沟，防袁术北上。镇东将军张羡率兵两万驻守济北，监视青州动向。于此同时，陈冲也与刘备书信沟通，着手备战，由晋阳霸府调兵，长安朝廷调粮，计划征调七万士卒，于四月中旬出兵豫州。
此次袁术西征，其计谋本多是由郑浑策划。郑浑乃是名儒郑泰之弟，仕职朝廷，待董卓死后，他觉得关中难定，便带领族中家眷，连夜出逃关中，定居于扬州芜湖。袁术得闻，屡次如三公般厚遇延请，终于于去年请他出山。郑浑入府之初，正是袁术广拔才俊的时候，郑浑对人感叹道：“袁公路有容人雅量，不失太傅家风。”
于是下定决心为袁术效力，他一入府，便为袁术分析局势，说临淄之乱后，蛾贼失势，落败已是早晚之事。但人心仍在，却并非是关中仓促能平的，克之仍需经年。如今要成就霸业，可以此为基，成上中下三策。若与袁绍约盟，策反曹操，结成联军，先平河雒，再平青徐，此为上策；而与蛾贼盟约，溯流而上，攻陷荆益，坐南望北，见机行事，此是中策；既不动兵，又无外援，坐待敌至，这是下策，必定败亡。
袁术听完后，大感为难。他既不愿与袁绍结盟，又不愿放弃直攻河雒，声名远扬的上策。思虑再三，便自作主张，把结盟的对象改为更苍军，出重金令其出兵，仍要收复豫州，以图河雒。
这样的做法令郑浑大为不解，他又数次劝阻袁术，为其分析利弊：既然收复河雒，便要握有大义。若与蛾贼结盟，却声称兴复汉室，岂非为天下笑柄？曹操与蛾贼深仇大恨，即使与中央有隙，又岂会响应？曹操不反，豫、兖二州接疆千里，大军又如何能不顾左右，直攻东都呢？然而袁术不为所动。
此事令郑浑大失所望，自此之后，他便一改此前兢兢态度，转而饱食朝夕，浑噩渡日了。私下里他对族人们说：“袁术能容人不能用人，能养士不能听计，却偏偏还不知自省，我们早晚还得到江东隐居啊！”
故而，此次袁术军中的行进谋划，竟多靠袁术自己。他见汉军各自坚壁清野，固守关险的消息，丝毫不以为意，还对郑浑笑说：“此前文公多虑，说并人难战。谁知我带兵亲至后，关东数万兵士，竟畏我如虎，可知成就大业，又有何难呢？”
郑浑心中如何讥讽暂且不论，但考虑到如今已在一府之中，仓促难走。仍是进言说，长安正调兵遣将，想必很快就要有大兵发出。用兵贵在先机，此时正当趁八关之虚，“速平雒阳，扼断河桥”。
孰料袁术仍是不听，他回说道：“若是我此时攻占雒阳，恐怕二贼胆寒，不敢派军会战，到那时，我又当如何破关西进，收复长安呢？”言下之意，已是将长安视为囊中之物了。
郑浑听完言语，目视袁术如同非人，一时竟不能言语，谔谔再拜，而后缓出，回营便叹恨道：“狂妄无能之辈，竟生于太傅之家！天道不公！天道不公！”
袁术自然也不是毫无行动，他召集群将，令朱治率三千人，进驻昆阳，以防备刘表动作。又命桥蕤领七千人至薄县，监视曹军。而后叫麾下各将“临时制宜，静待决战”。诸将闻罢，都大为不满，但各拒本营，置酒高会。袁术则或与颍川士族宴饮，或同轻随出游颍川山川，踏青赏花，好不快哉，似乎晋阳即将南下的援军和一触即发的大战都与之无关。
这恰好给了随行的孙策机会，此前他随袁术于本阵之中，一直没有独立行动的时机，一旦收得军令，他立马去寻同来豫州的周瑜，与他商议要事。
周瑜出身名门，乃庐江周氏子弟，亦是此前刚致仕的光禄大夫周忠之从子。而孙坚讨董时，徙家于庐江舒县，孙策与周瑜就此相识。两人既是同岁，情趣相投，又都是心怀大志的少年，故而结为兄弟，共图大计。此时孙策与他要商议的要事，也正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