溥仪的岳丈郭布罗·荣源依然以“臣子之礼”对待他那个已经沦为战犯的“皇帝女婿”。
除了依然每日跪地请安外，当时已经六十一岁的荣源还天天主动去帮溥仪叠被子、洗衣服、打扫房间，甚至是端饭。
末代皇帝尚且如此，何况万历皇帝已亲自临朝执政，权势如日中天，实际上并没有对自己岳丈这般客气的必要。
但是朱翊钧比较讲礼貌，他对身边的任何一个人都讲一样的现代礼貌，断没有到王伟这儿就突然变得恶声大气的道理。
王伟也比崇祯时期的周奎认得清形势，眼见皇帝垂问关心，忙站起身行礼道，
“不必，不必，方才来时，臣已然吃过茶了，何况这杨梅是南方贡品，价值不菲，臣不敢耗费。”
朱翊钧收回了手，笑道，
“苏东坡尝云，‘闽广荔枝何物可对？或对西凉葡萄，未若吴越杨梅也’，此乃文人雅趣，岳丈不必过于矜持拘谨。”
“再说，只要能顺利开了海运，这杨梅往后便也不再有那么金贵，岳丈现时即便多吃上几颗，要按长远来算，也不算甚么了不起的奢侈。”
这句话是朱翊钧根据他在现代的生活经验说出来的。
在他的构想里，“海运”就近似于现代发达的铁路系统，能最大限度地减轻百姓对于“物流运送”的徭役负担。
而这句话到了古代人王伟耳朵里，却不亚于千钧重担，让人无法拒绝那九五至尊的“恩重如山”。
王伟只得应道，
“是，是，皇上说得是。”
朱翊钧又道，
“只是朕方才听岳丈念那买扑之人的名单，怎么一溜全是勋戚，连一个涉足海贸生意的普通商人都没有呢？”
王伟一听就跪下了，
“勋戚富贵满盈，旱涝保收，故而手头才有闲钱资商海运，那些普通商人魄力甚弱，且胆小怕事，自然无从参与其中。”
朱翊钧原看了一上午的文移，又翻查了一下午的，阅览成祖年间的造船史料，后又一路乘辇至坤宁宫中，不曾稍歇。
夏日的晚风吹得他的嘴皮有些干皴，此刻见王伟当头一跪，那唇齿间便生出少许滞涩的粘腻来，
“果真如此吗？”
朱翊钧问了这一句，舌头缩在微微颤抖的牙根肉儿的后头，自行舔舐着那发干的龈腭，
“你们不是一直同朕说‘商人唯利是图’，怎么今日之利近在眼前，海商们反倒退避三舍了呢？”
王伟的脑门上立时便沁出了许多汗来。
郑国泰见状，忙也跟着跪了下去，回道，
“皇上明鉴，自古官尊商卑，上下隔阂，官视商为鱼肉，商畏官为虎狼，皇上虽有匀利之意，然商贾本无远识，求利极奢，可以图成，难与谋始。”
“再者，大明官商久不联络，据臣所见，各行商贾对官府中人往往敬而远之，何况南方海商原本就自成一体，如何能与我等勋戚筹谋国计？”
朱翊钧顿时发现自己在之前规划海漕买扑的主意时，遗漏了一个容易被现代人忽视的关键点。
晚明到底还是封建社会，能与官府进行交往的商人毕竟为少数。
南方海商即使在朝中能获得相当一部分的政治资源，也是源于“宗族”关系的衍生，这种政治资源只能作为民间商贾的庇护，而不能自行转化成商业资本。
像晋商八大家这样能与满清上层达成深层合作的皇商，也是范明等人在后金还未崛起前，通过两代人长时间经营的结果。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晋商与后金不只是经济伙伴，更是政治联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