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团在澳门停留了有两年之久，直到万历十八年夏，才由澳门重抵日本长崎。
但是由于丰臣秀吉不甚宽容的宗教政策，在万历十九年春，范礼安和日本使团受到丰臣秀吉的接见时，日本国内反对天主教会的人坚决地认为范礼安的使节团是假冒的，并说范礼安根本没有离开过日本，丰臣秀吉于是命令范礼安立刻返国。
从此天主教在日本的地位一落千丈。
“此事却是新奇。”
朱翊钧故作镇定地开口道，
“朕倒想见一见这位带领倭国使团游历欧罗巴的传教士。”
“倭国使团滞留我中国，朕本就应派鸿胪寺、主客司或四夷馆前去接待，如此方不失我天朝大国之威严。”
朱翊钧的想法是这样的，派鸿胪寺、主客司或四夷馆去澳门，就是把接见传教士提升到了外交的高度。
一旦涉及了外交，无论是李太后还是广东地方官员，都不好随意插手阻扰。
何况万历十六年的丰臣秀吉还在为了完全统一日本而四处奔忙，就算是想以此为借口提前伐明，客观条件也不成熟。
再者，历史上的大友宗麟之死的确是此后日本日渐闭关锁国的原因之一，但真正隔断日本与西方往来的罪魁祸首却是后来的德川幕府。
丰臣秀吉对天主教徒的更进一步的大肆迫害实际开始于万历二十四年的圣菲利浦号事件之后，而在万历十六年的眼下，日本与外界的贸易往来实则并未受到严格限制。
如果丰臣秀吉要伐明，那他肯定也需要一定的财政积累。
所以丰臣秀吉需要日本长崎，他不是德川幕府，会趁着明朝虚弱之时颁布“锁国令”，禁止日本船只出海贸易，以此切断中国白银流入的最大渠道。
与德川幕府比起来，丰臣秀吉的心态还是相当开放的。
朱翊钧相当确信，倘或丰臣秀吉真正实现了他的伐明野心，他绝不会像后来的德川幕府那般闭关锁国。
丰臣秀吉反倒可能更像蒙古人，对西方文明充满了居高临下的包容，要不是他死得太早，日本人民能提前幸福四百年。
也不必非要美国人搀着他们绕上那么大一圈的弯路了。
李太后看出皇帝是非要见一见那耶稣会的传教士不可，觉得再劝下去，也寻不出甚么正当的理由，反倒会适得其反，于是只能叮嘱道，
“皇上见归见，赏赐一些东西也无妨，但洋人要是开口要免税，却是万万不能答应的。”
朱翊钧点头笑道，
“这是自然。”
朱翊镠悠悠道，
“老娘娘安心，臣料想那些洋人也不敢同皇上开这口，自隆庆开关以来，我大明之丝绸、瓷器与茶叶远销海外。”
“欧罗巴诸国国民因受蛮夷统治已久，粗陋浅薄，从未见过这般精美华贵之物，我大明作为精品产销之地，自是饱受欧罗巴诸国关注。”
“这洋人要敢开口免税，大不了咱们不卖给这国人，看他们还能拿甚么去赚钱。”
朱翊镠虽然是一副“原是洋人求着咱们”的清朝心态，但朱翊钧知道，他的话在晚明的历史背景下的确是成立的。
历史上因为中国产品的大量外销，在欧洲甚至掀起了一股“中国热”，这股热潮最终在十八世纪上半叶达到顶峰。
那时的欧洲诸国还没完全进化成列强，中国也没完全沦落成一个落后得可以任意宰割的对象。
十八世纪的中华帝国在经过传教士的不断记录与报导后，以最理想的形式与形象被介绍到欧洲，其国际形象是一个具有高度文化与高度文明的大帝国。
中国特产大量进入欧洲之后，很快因为其精良的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