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守仁以理学建安壤，其勋业气节，兼十哲三良而有之，何尝偏废朱熹之学术？”
“武臣从祀于太庙，所以彰武功，儒臣从祀于孔廷，所以表文治，朝廷重道崇儒，原尚本实，操修与经济都是学问，何必别立门户？理道之要在于正人心，王守仁道德事功皆居绝顶，倘或新建伯有过，实不必追及先祖。”
魏忠贤赶紧把朱翊钧的这一通乱诌在心里记了下来，他没读过书，搞不懂程朱理学和阳明心学在理论上究竟有甚么不可调和的差别，于是只能先记下大意，想着一会儿回司礼监就去找孙暹或者刘吉祥补课。
朱翊钧倒不会因此觉得魏忠贤无知，因为他知道，在义务教育不甚普及的晚明，绝大多数老百姓都弄不懂程朱理学和阳明心学究竟是个甚么意思。
这放在现代也是个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级别的高深课题，其话语权本来就只存在于朝廷的上层清流之间，普通老百姓根本没必要弄懂它。
后来魏忠贤得势之后，东林党就利用这一点来攻击他没文化。
这个问题站在东林党的角度来看也不算错，大明士大夫的“清流文化圈”就相当于现代高校的学阀学术圈，老魏一个二十岁才半路出家的宦官，就算是读白了头发，也不可能被那些扎扎实实一步步通过科举考上来的进士们承认学术成果的。
但是魏忠贤没文化归没文化，皇帝的旨意还是听得懂的，这归功于他的天赋，老魏就是那种天生政治敏感度极高的人，他从朱翊钧的话里听出了这么个意思，皇帝是想在不褫夺王守仁身后名的情况下把新建伯王承勋给法办了。
那么这件事在魏忠贤眼里就成了这个样子，阳明心学究竟是个啥他是不必要弄得太清楚的，反正皇爷说它是啥就是啥，毕竟王守仁能配享孔庙，跟阳明心学究竟是个啥关系不大，关键还是因为张居正生前反对心学，而万历皇帝在其死后为了“倒张”的政治目的，一口气便把王守仁抬进了孔庙。
如果王守仁的身后名败坏了，那就等同于证明了张居正生前的观点并没有错，错的是皇帝，而这恰恰是万历皇帝所不能容忍的，魏忠贤对此很能感同身受，搁他他也不能忍，历史上三十多年后他也真的对东林党一点儿都没忍，
“是，是，中宫娘娘之名，岂能为那等不法之徒所污？”
朱翊钧点了点头，见魏忠贤答应得那么干脆，又有点不大放心，心想别老魏手脚没个轻重的，提前三十多年就弄出个万历朝版本的东林六君子来，那收场可就难了，
“朝中笃守程朱之学者甚多，昔年廷议之时，耿直如沈鲤、王家屏皆道王守仁从祀，或恐反为盛典之累，而朕以其学术纯正，故准以重典，且我朝世爵定典，论功有六，一曰开国，二曰靖难，三曰擒反，四曰平番，五曰御胡，六曰征蛮，擒宁藩、平南赣、征田州，王守仁一人占三功，可谓实至名归。”
朱翊钧讲了一遍王守仁的战功，这种几十年前的战功其实比学术成就更加不容置疑，而且当年参战的人一死，想翻案说这是谎报战功是绝不可能的。
大明的勋臣武将被集中翻案的最高峰出现在明末清初，典型例子就是袁崇焕和毛文龙这样毁誉参半且关系到几场改朝换代重要战役的争议将领，王守仁比较幸运，他领导的战役是毫无疑问有功于大明社稷的大胜仗，这种情形就算是达到九千岁级别的魏忠贤也很难翻得过案来，
“有过改之，无则加勉，对于封以世爵的勋贵，即使子孙有错，朕的意见，还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伯爵乃一时之典，从祀为万世之典，王家屏当年道，从祀重典，不能今日入、明日出，朕以为王守仁从祀无愧，倘或当祀而不祀，则国家无以崇报功德。”
魏忠贤听到皇帝把王守仁的从祀都抬到国家层面上来了，立刻就明白皇帝对新建伯家还是有照顾之心的，像抄张居正家那样地去抄王守仁的家肯定是行不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