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学家看来，陶慧宗的社会史是“旁门左道”，因此也引起很大争论。
陶慧宗与很多人展开了大论战，而此次大论战的论文后来结集成《中国社会之史的分析》出版，一时洛阳纸贵，销售一空。
程千帆在读书的时候，也曾经阅读并且研究过陶慧宗的《中国社会之史的分析》，对此人的学术思想、政治思想都有过一定的研究。
陶慧宗与汪填海结识，那是在民国十六年，北伐战争爆发的时候，陶慧宗受聘为黄埔军校武汉分校政治教官兼军法处处长，见到了“传说中的”汪填海，这是两人第一次见面。
陶慧宗兴奋之余顿生“莫名的好感”。
于是，在接下来的日子里，陶慧宗就有意无意地向汪填海靠近，而汪填海也颇为欣赏陶慧宗的才华和能力，两人关系日益密切起来。
后来，陶慧宗因与农会的冲突，脱下军装投身教育。
卢沟桥事变后，陶慧宗受常凯申的邀请，辞去北京大学教授之职，加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侍从室第五组，专事国际宣传，从此脱离讲堂步入官场。
此时的陶慧宗还是主战派。
然后随着国土逐渐沦丧，国军节节败退，陶慧宗对常凯申大为失望，常常借酒浇愁，更不时地站在国党副总裁、国防最高会议主席、国民参政会会长汪填海的一边，在“指责”常凯申的同时，对汪填海推行的“和平路线”拍手叫好。
然后，便是一头扎进了汪氏所谓之和平救国运动中去了。
程千帆揣测，莫非是参加汪氏与日本人的谈判，见到《日支新关系调整要纲》的真正内容后，陶慧宗意识到汪氏所谓之和平救国，实际上是彻头彻尾的卖国汉奸行径，所以陶慧宗幡然醒悟？
他不知道答案。
对于陶慧宗与高庆武愿意悬崖勒马，并且成功盗取《日支新关系调整要纲》，他是振奋的。
戴春风交给他一个任务，成功的将陶慧宗以及高庆武，最重要的是将两人以及《日支新关系调整要纲》安全、完整的送出上海。
确切的说是离沪赴港。
程千帆皱起眉头，他在思考，思考如何将此二位汪氏重臣安全送出上海。
海路？
还是空中？
程千帆从衣柜暗格取出电台，即刻向重庆戴春风回电。
……
陶府。
高庆武从后门秘密抵达，与陶慧宗秘密商议。
“我们必须尽快离开上海。”陶慧宗说道，“我们没有在《日支新关系调整要纲》上签字，尽管我们已经做出了补救，不过，汪先生那边瞒不了多久的。”
“是的，必须撤离，必须尽快走，最好是天亮就走。”高庆武也是神情紧张，说道。
一个多月前，在谈判桌上，陶慧宗第一次接触并且有机会翻阅了几页影佐祯昭提交的《日支新关系调整要纲》。
然后，陶慧宗震惊的几乎要跳起来。
他立刻找到高庆武，指出此条约极为苛刻，远远超过一年前他们与日本人达成的‘重光堂草案协议’。
高庆武也立刻翻看条约，然后亦是大惊。
“这甚至可以与当年的‘二十一条’一较高低了。”陶慧宗对高庆武说道。
高庆武沉默点头。
根据这一纲要，日本把中国的东北、华北、华中、华南和海南岛划分为五种“地带”，也可以说是五层。
最深的一层是伪满洲国，第二层是伪蒙疆自治政府，第三层是华北，第四层是华中，第五层是华南。而海南岛是和宝岛则是日本军事基地。
这等于是直接将分裂成若干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