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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崇祯十一年七月,夏,北京城,紫禁城,平台。

    自万历中期以来,作为国情咨议,大明历代帝王咨询大臣政务的平台召对,便难见痕迹。崇祯皇帝继位,平台召对便又被恢复,重要政务都是在这里办理。

    正值夏日,热浪滚滚,坐于御案之后的崇祯皇帝,一身常衣,不到三十岁的他,容颜苍老,仔细看去,鬓边已经有了白发。

    容易上的风霜之色,并不能完全说明崇祯的心情。此刻的崇祯皇帝,脸色阴沉,一言不发,消瘦、憔悴,还有那不易觉察的心力交瘁。

    按理说,近几个月来,洪承畴、孙传庭为了剿灭陕西境内的流寇,不遗余力,成效也是前所未有。各部流寇连遭挫折,近于土崩瓦解。

    李自成为摆脱重压,率余部三千于六月间退往四川。洪承畴率部入川追击,其部往来山中,防扼通道。几次激战,李部死伤惨重,仅千余人逃入汉中深山密林之中。

    朝廷剿抚兼施,流寇大部土崩瓦解,几近销声匿迹,大明朝廷,竟然有了一丝中兴之象。

    但短暂的安宁,又怎能掩盖天灾人祸下的民生凋敝、流寇猖獗、东虏暴虐。

    自崇祯元年即位以来,大明王朝可谓是时运不济,天灾人祸之下,外患与内忧如影相随。

    所谓外患,自然是辽东的东虏铁骑,而内忧,则是来自于陕西、纵横于中原四省,糜烂十几省的流寇了。

    崇祯元年,畿辅旱,赤地千里。陕西大旱。

    崇祯三年、四年,山东大水。

    崇祯五年,陕西大饥。

    崇祯六年,京师及江西旱,陕西、山西大饥。

    崇祯七年,陕西秋蝗,京师饥,太原大饥,人相食。

    崇祯八年,河南蝗灾,陕西大水。

    崇祯九年,河南南阳大饥,江西亦饥,山东、陕西、河南蝗灾。

    崇祯十年,京师及河东不雨,江西大旱,浙江大饥,南京、陕西多地地震。

    崇祯十一年,两京、山东、河南大旱蝗灾,陕西旱。

    连年天灾,北地民间民生凋敝,百姓流离失所、病死、饿死者不计其数,更兼官吏失德,横征暴敛,以至于流贼四起,竟成燎原之势。

    崇祯八年,流寇气候大成,凤阳皇陵被流寇张献忠所焚,以至于崇祯皇帝不得不自登基以来,第一次颁布“罪己诏”,向天下臣民谢罪。

    “朕以凉德,缵承大统。意与天下更新,用还祖宗之旧。不期倚任非人,遂致虏猖寇起。夫建州本我属夷,流贼原吾赤子。若使抚御得宜,何敢逆我颜行。以全盛之天下,文武之多人。无奈夸诈得人,实功罕觏。虏乃三入,寇则七年,师徒暴露,黎庶颠连。国匮绌而征调未已。闾阎彫攰,而加派难停。中夜思惟,业已不胜愧愤。”

    难道说,他真的是德不配位,以至于天下大乱,内忧外患吗?

    崇祯九年,东虏皇太极称帝,改元崇德,改国号为“大清”;改族名为“满洲”;定都沈阳,改名盛京,与大明朝廷分庭抗礼,外患已成心腹大患。

    同年,东虏入塞侵明,烧杀抢掠,俘获人畜17万,艳服乘骑,奏乐凯归,清军砍木书写“各官免送”四字,以羞辱明军。

    崇祯十年,东虏征服朝鲜,解决后顾之忧,对大明虎视眈眈,侵凌只在旦夕之间。

    在此情形下,崇祯十一年,原陕西三边总督杨鹤之子杨嗣昌入主阁部,四正六隅、十面张网,大明王朝流寇困扰的“内患”,终于看到了解决的曙光。

    杨嗣昌主张对后金议和,以时间换空间,对付流寇“内患”,此论一出,举朝哗然。

    崇祯十一年五月,工科都给事中何楷上疏,指责杨嗣昌与东虏互市封赏(议和)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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