赐下的，以嘉奖左营攻伐四川的功劳。陪伴刘忠贵一起进来的，有都押衙何征、都虞侯曹玄礼、衙前都知兵马使刘正己（刘忠贵长子）、左厢兵马使张光翠、右厢兵马使张景春等人，都是刘忠贵比较亲近的部将了。
因为清军尚盘踞在川北的原因，再加上一些历史遗留问题，左营总权将军刘忠贵已经获得了四川节度使的头衔，正式开衙建府。这其实在大顺军中也是惯例了，比如当年郭升率军进入江西，拓地千里，就领了江西节度使的头衔——早在1644年的时候，郭升其实就已经得到了永昌皇帝李自成授予的山东节度使的头衔，这对他来说并不新鲜。
当然刘忠贵是左营老大，严格说起来早就自己管自己多年了，这次在成都建了幕府，也不过是将原来的班子全套移植过来罢了，顶多再吸收一些四川的降官。但李来亨颁了圣旨，赐节旄，到底有所不同，说起来是正式了很多，也更有官威了。
刘忠贵入场后，节度掌书记刘奇、支度判官林成龙、营田判官赵有容等核心文官也迎了上去，然后按次序入座，宴会厅内的声音顿时为之一轻。坐在陈明身侧的官员看起来品级不高，一打听，原来是一孔目官，不过观其形色、习惯，应该是武人出身，且还是现役。陈明一开始有些不解，待仔细一想，这人有可能是在战场上立下了功劳，需要升赏，但军中职位有限，一时无法安置，便给了个幕府的孔目官来解决职衔问题，但本职应该还是在军中效力。
毕竟，孔目官虽然品级较低，但干系重大，在幕府内负责“管理档案、勾检稽失、文案发付”，很明显不能让粗枝大叶的武人来干。所以，陈明断定这厮仍在军中效力，至于真正的孔目官的本职工作，大概是由衙内的如“驱使官”之类的吏职人员在干。
主座上的刘忠贵开始讲起了什么，因为离得较远的原因，且刘忠贵的声音也不大，故陈明听得有些不太真切。不过大致意思他还是听明白了，那就是清军仍盘踞在川北少许州县，汉中一带亦有清军大队，诸人不可掉以轻心，待整顿一段时间后，刘忠贵还要亲率大军北伐，即便不能夺下蜀中屏障汉中，至少也要把川北的几颗钉子给拔除了。
陈明听了暗暗点头，看来这刘忠贵还没有得意忘形，知道如今自己面临的局势。川北门户掌握在敌手，对于立足于蜀中的政权来说，那当真是如芒刺在背、骨鲠在喉，必欲除之而后快。而之前刘忠贵其实已经组织过两次大规模的攻击了，只可惜在汉中清军的死命增援下，均无功而返。尤其是现在清军委任的方面大将赵良栋，其人有勇有谋，在汉中整训新军多年，虽然在大顺军队手里败过一两回，但其人还是有几分本事的，借着川北有利的地势守得有模有样，让刘忠贵很是头疼。
而恰逢那时候左营刚刚拿下成都平原一带，周围很多府县虽然“闻风而降”，但还没派官员和军队前去接收，南部一些府县甚至还受到了“西营余孽”的蚕食，内部形势并不乐观，更别提还要消化投降后的吴氏政权的官员、兵马了，总之是一堆的事情，稍有处理不慎的话，就可能酿成严重的后果。
因此，彼时刘忠贵在两次北伐受挫后，便果断退了回来，开始着力消化控制区，以稳固根基。川中自古以来就非常富庶，尤以成都平原左近为甚，若是好好经营的话，未来就是其最大的本钱和依仗。对这一点，刘忠贵还是有着清醒的认识的，因此，他甚至还派人不远千里去了马当要塞，与东岸人进行商谈——虽然私自交通外国很是不妥，但刘忠贵就是这么做了，也难怪一直有人说他跋扈，是“骄藩”——请求他们到川中开设商业机构，与川中商人展开贸易。
这事在一级级上报到南方开拓队队长马文强那里后，没经多少波折就批了下来，然后陈明便走马上任，被派到了离宁波十万八千里的成都出任商站站长。陈明的父亲陈硕已经回本土工商部任职，而他原本一直在虾夷地岛的钏路县工作，偶尔协助东岸日本公司参与在日本东北诸藩的私下贸易，贸易经验丰富，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