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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者，想想看吧。辽东这近两百万人若放到河南、河北，该造成多大的麻烦？”他又说道：“抢水、争地，人也吃不饱，长不高，最后互相厮杀，才能减丁。但在这个过程中，衣冠辈又会有多大损失？”
辽东道近两百万百姓，只占用了三个进士科名额、一个农科名额，却养了六万五千府兵，年产数千万斛粮食，还有取之不尽的鱼肉、干草、药材、猎物。近年来甚至开矿冶铁、炼铜，户部还去开办钱监，渤海商社也在持续给大伙分红。
最重要的，给向外移民——或者说殖民——打了个样。这一桩桩的好处，只要不是瞎子，都看得出来。
“有些事，朕已经说得很清楚了。”邵树德继续说道：“不是朕恐吓尔等，不出百年，尔等孙子辈还在世时，就能看到河南、河北、河东、关中等地人烟稠密的样子了，比前唐天宝年间还要多，甚至多得多。有些学问，事关诸位身家性命，家族延续，难道不应该成为显学吗？难道不应该让全天下的衣冠士人都了解、都学习吗？”
“陛下。”种觐仙想要反驳，但又觉得圣人的话有几分道理，一时间只能说道：“陛下所著之书，道理固然振聋发聩，但内容过于浅显、单薄，若想令其上升为经学，恐还有所欠缺。”
“这不是要你们辩一辩嘛。”邵树德笑道：“此书还需天下士人替朕完善，或可为正经之一。”
大夏的科举制度承自唐代，进士、明经学子理论上要考两大经（《礼记》、《左氏春秋》）、三中经（《毛诗》、《周礼》、《仪礼》）、四小经（《周易》、《尚书》、《公羊春秋》、《谷梁春秋》），总共九部“正经”——重要性从大到小，依次排序。
《论语》、《老子》、《孝经》等归类于“杂经”，只能说基本不考，偶尔会有一些题目来自这些书。
明清儒家经典“四书五经”之中，四书不在考试范围以内，五经之中的《礼记》、《春秋》在唐代算是“大经”，《诗经》是“中经”，《尚书》、《周易》是“小经”。
仔细看来，差别还是很大的。因为隋唐时期，并没有“四书”的说法，这得等理学宗师朱熹出名以后才行。
从考试重点可以判断，唐代士人与明清士人的三观肯定不一样，因为他们读书的重点就不一样。或许是李世民提倡“以史为鉴”，唐代九部“正经”中居然搞了三个版本的《春秋》，实在惊人。
《春秋》这本书，怎么说呢，大体是关于鲁国的历史。同时代其他国家也有史书，比如晋之《乘》、楚之《梼杌》。
《乘》被秦始皇烧了，《梼杌》业已亡佚，只有《春秋》完整地传承了下来。
再加上百家学说之中，儒家最终胜利了，那么《春秋》自然作为经典，纳入教材范围之内。
只是，有没有必要搞三个版本？
邵树德暂时不想过分刺激儒家文人，因为对他们还有大用，但三部《春秋》去掉两部，塞入自己的私货，不过分吧？
毕竟每朝每代，钦定教材并不完全一样，作为开国之君，是有这个资格指定教材的——朱元璋不就钦定四书五经为考试范围么？北宋可不是这么考的，《论语》、《孟子》在那会还是“兼经”，并非“大经”。
如果最终能达到目的，邵树德觉得可以算作“赢”。
种觐仙显然也想到了这一点。
在他看来，九部正经中，《春秋》去掉《公羊春秋》、《谷梁春秋》是可以接受的。哪怕替换进来的是圣人力推的“新经”，那也是“小经”，不伤根本——在如今这个世道下，也可以算是“赢”了。
大家都赢，双赢，挺好。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