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蛮部转进安南边境,则进一步加剧了安南北部边境的混乱,甚至逐渐发展成为安南、云南、广南三国道交界处的一片毒瘤,极大地影响了安南与帝国陆上交流往来。

    有鉴于此,从刘娥还在摄政时期,安南国就开始了对北部蛮乱的军事清理行动,收效是有的,难解决根本,因为根本无法根除那些蛮匪。

    到后来,鉴于广南边境蛮匪作乱,屡剿不绝的情况,世宗皇帝诏命,从帝国中枢层面,安排协调边境道州与安南国这边的联合剿匪治安行动。

    相互配合之下,比起此前的独立行动,效果自然好了很多,不少横行一时的蛮匪强人,都被官军剿杀,持续数年的血腥清剿之后,蛮匪气焰终于遭到剿灭,边境也获得了难得一段相对安定的时光。

    然而,这样的成果,是建立在帝国中枢巨大压力,两道一国耗费巨大人物力的情况下,而这种强度,显然不可能长期维持的。

    安南北部边界地区,那些复杂的地理、民情、风俗情况,都导致其很难轻易稳定下来,再加上一些居心叵测、心怀贰意的地方土豪,推波助澜,兴风作浪,其成为祸乱一国二道的策源地也就不足为奇了。

    随着刘娥去世,安南国进入“廷府共治”的时代,朝廷内部斗争的加剧,也导致北方蛮匪以及边境地区分离势力的再度抬头。

    北境蛮乱,也再度成为安南国身上的一颗毒瘤,然而,对交趾朝廷来讲,不管那些蛮部闹得多凶,也只是一些匪盗之徒罢了,能扰乱治安,但难成大气候,想要动摇安南国的统治,更是差得遥远。

    相比之下,真正被交趾朝廷视作腹心之患的,乃是被先王刘文涣封到西南文、万二州的刘继元、刘继初两兄弟了。在对二侯的态度上,交趾朝廷不管哪个派别,态度基本上是一致的,尤其在二州威胁日益壮大的情况下。

    到正统二年,刘继元、刘继初两兄弟,据二州已经三十五六年了。三十余载春秋,两个身世悲苦的少年也人到中年了,尤其是刘继元,已近知天命之年。

    然而,漫长的时间,没有将不满与怨恨消解,反而更加深厚。在这三十多年的岁月里,二侯始终面临着交趾朝廷防备与打压,尤其在刘娥摆平朝内的对手之后。

    而刘继元两兄弟,则基本上是针锋相对,募兵养士,壮大势力。不过,综刘娥摄政生涯,虽然一度打算用强力手段解决二侯,但最终都没有付诸于实际行动。

    一则顾忌内部不稳,二则是来自帝国京畿的凝视,让刘娥投鼠忌器,因此长期以来,只能通过政治、经济手段去分化瓦解文、万二州。

    同理可得,刘继元兄弟俩,也是顾虑重重,刘太后与宗藩约法,像两座大山牢牢地压制着他们的野心。刘娥去世时,动过心思,好不容易按捺住了,等到世宗皇帝驾崩,中央帝国新旧交替之际,尤其在正统元年交趾发生“太子政变”之后,刘继元与刘继初两兄弟,也终于下定决心放手一搏了。

    两兄弟联合起兵,打着“诛杀奸邪、匡扶王室”的旗号,集文、万二州三万余军,倾巢而出,向交趾进兵。自真腊之乱以来,时隔四十五年,再度掀起了一场几乎波及全安南的大叛乱。

    二侯起兵之初,震动的不只是安南国,其连锁反应,甚至影响到整个半岛,帝国中枢在收到消息之后,也不免将目光投放过来,态度是毋庸置疑的,坚决支持安南国平叛,但由于刘维箴初继位的原因,这份支持也只停留在口诛笔伐之上。

    刘继元、刘继初二侯养士练兵三十载,遽然东出,其战力还是有一定保障的,并且在前期给安南造成了极大损失与震撼。

    然,兵强而德衰,刚不可久,也只是逞了一时之强罢了。叛军在安南南部攻城略地,所向披靡,一直到驩州州治义安之时,终是受阻城下。

    作为安南勾通南北的要衢,不夺下此城,叛军根本不敢向北进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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