等一系列优劣对比，最终给刘维箴的建议，核心只有一条，低调做人，踏实做事。
也无需怕被刘继英成功夺嫡，倘若圣意已定，那什么努力都是白费，若陛下心存犹豫，那么朝廷上下，绝对少不了替皇孙说话的人......
刘维箴听从了王士廪的建议，也是按照其建议做，并且做得还不错，谨言慎行，人畜无害。并且，根据朝局变化，不断调整言行举止。当然，更多的时候，刘维箴只是老老实实地做自己。
就这么着，当刘文济把目光转移到这个长孙身上，却蓦然发现，这个皇孙在满朝喧嚣的环境下，竟能如此守静，这可是一个很难得的特质，刘文济也是第一次奇之。
刘文济不喜其“迂懦愚钝”，但在一次读书时，他读到《太宗实录》中的一段记载，文字描述有春秋笔法，但明白地指出，太宗皇帝年轻时，比之秦、晋、赵三王，亦以“迂缓”着称。
这则“发现”，也是刘文济改变对刘维箴看法的开始。值得一提，将那册《太宗实录》放到皇帝读书目录中的，乃是时任内阁侍讲的包拯。
当刘文济同样将放大镜照向刘维箴的时候，王士廪的建言，就起很大作用了。因此在刘文济眼里，刘维箴这个孙儿虽然不那么让人满意，但他至少持重、纯粹，失之英睿，但“不折腾”，也是一个帝王难得的特质......
该是从建隆二十二年开始，刘文济第一次以同等目光，来时审视、看待这一子一孙，刘继英于政事堂行走治事的同时，召见刘维箴问对的情况也变得频繁了。
二十二年黄河夏汛，水势异常，刘文济下诏，破天荒地以皇孙刘维箴作为河防使，率队出京，巡视黄河下游诸州县河防民情。
然后在巡视过程中出岔子了，刘维箴巡至濮阳时遇刺了，人虽没事，但吓得不轻，而刺客俨然是死士，行刺不成，果断自尽，没有留下任何有用线索。
在王士廪的建议下，刘维箴没有将此事上报，诉苦告状什么的，而是以国家大事为重，继续遵从诏命，巡视下游州县，济民之困。
但显然，这件事是不可能瞒得住朝廷的，密集的眼线，迅速将此事上报给皇帝刘文济。对此，很难说刘文济是何感想，但他迅速下达密令，要求将此事压制掩盖，禁止泄密。
事情虽然压制下来了，但在一些不为常人所知的领域，此事却在不断发酵，影响之深远，可以说彻底改变了夺嫡之态势。
当然，刘维箴“濮阳遇刺”，也是建隆朝廷的重大疑案之一，不在此事本身，而在刺杀背后牵扯到的一系列夺嫡斗争。
至于说影响到夺嫡形势，刺杀案也只是一个引子，作为最大“犯罪嫌疑人”，奉圣谕，皇城使陈巍很正常地对睢阳公刘继英展开调查。
结果，刺杀案确实没查到与睢阳公府有什么干系，但却被陈巍找到了一些其他东西，比如，刘继英秘密交结朝臣的一些行为，与内廷勾结刺探消息，借着杨氏的影响力将手伸入禁军三司，试图染指军权，甚至被其收买的一些将领都暴露了出来......
还有一些旧账，比如早在章德太子在世时，刘继英就已经蠢蠢欲动，秘密培植势力，甚至将眼线埋入东宫之中......
一桩桩，一件件，足以让刘文济脑溢血。当然，这些事，刘文济依旧没有拿出来审判，皇家的威严总归还是要维护的，其乐融融的假象也需要维持。但是，关于刘继英封王的提议则彻底搁置了。
从建隆二十二年下半年开始，对于继嗣如何，刘文济已经有所偏向了。归根结底，刘文济的得位过程，虽属运气，更不乏阴谋成分，但他也不喜欢自己的子孙，也搞这么一套，还是刘继英这种搞法。
一手好牌，如此烂打，实在让刘文济意难平。
当然，即便刘文济对储君有着最高、最终的决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