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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国的上层权贵们，除了少部分是因为参与西征，最终留下的原大汉将士之外，更多是帝国内部权利场上的失意者，甚至是失落者，有些人干脆就是在国内混不下去了，方才随着大流出国闯荡一番，只不过正应了三国广开国门、大肆延揽的政策。
大伙到西北异域来，固然有一部分建功立业的想法在里边，但最内核的驱动，还在于升官发财。在这里，获得国内无法享受的权力、地位、名望与财富，若是日子还不如国内，那何苦来哉？
大汉人口千千万万，多为一家之私计，拥有远大理想的人，实在不多，即便有，也很小概率会出现在安西三国这样的蛮荒之地。
而在安西三国的“营所”体制下，尤其是作为基本构成单位的营所，这些以军事办法组织起来的耕牧战斗单位，其头头脑脑们，想的都是怎么增加财富、扩大土地、提升人口。
而上层的权贵们，也想要更大的权力，更多的社会资源，包括领土、财富、人口、奴隶等，以此来满足本人及其宗族、部署富贵、宽裕的生活。
这些目的，通过恢复生产，持续对治下河中原著民的剥削，事实上也能做到，但哪有对外掠夺来得爽快？大食国家最精华、最富裕的地方在哪里？在波斯！在巴格达！
另一方面，在几年对河中地区的“去ysl化”大改造中，对当地的破坏也实在太严重，人口伤亡、流失严重，土地荒芜，生产停滞，经济倒退，想要慢慢地恢复发展，需要漫长的时间，而对诸多急功近利的大小军头们而言，他们等不起。
对于上层权贵而言，也需要更广袤的资源获取地，通过财富剥削掠夺，以东向大汉母国，换取足够多供应他们体验享受的资源，比如丝绸、瓷器、茶叶、精米、细盐以及各种军事资源。这些东西，早在雍熙时代，就彻底需要付出代价去换了。
统治内部的问题，属于内因，但“扩张派”，坚持继续战争的主张，还有极其重要的外在因素。那就是安西三国所处的“国际环境”，三国的核心统治阶层，都是汉人以及汉化极深的附属部族，他们在河中甚至是原黑汗国土上，都属于外来者。
他们从政治、经济、文化、语言、历史上都与当地势力格格不入，冲突剧烈，尤其是宗教上的冲突，更是不可调和的。
而大食诸国，即便矛盾重重、攻伐不断，但至少在信仰上具备强大的统一性。而三国的核心统治对群体，数量却是很有限的。
如果从刘旻攻灭黑汗国开始算起，二十来年的时间下来，通过朝廷军事派遣、当地政策移民等等手段，西迁的汉人移民也才五十万左右。
在雍熙十一年前后，安西三国的核心统治群体，即便把那些征服地区新归化的中亚旧贵族、底层蛮民加起来，也不足七十万人。
这七十万人，却要统治上百万平方公里的广袤领土，以及数倍乃至十倍于他们的原住人口、部族，不断的战争。即便在建隆元年的当下，算得上统治基础的，也就百万上下。
而三国需要面对的敌人呢，在广袤的大食地区，那些大大小小的王朝、国度、军阀、部族，所辖人口却是数以千万计。他们之间或许矛盾重重，此起彼伏，在没有外部压力的时候，相互攻伐也是常态，但ysl这个信仰的存在，让他们在面对外来者的威胁的时候，也能够做到起码的一致对外。
安西三国之于大食诸国以及ysl世界而言，正是三头毁邦灭国、屠神灭教的恶龙，是值得放下成见、偕手并击的大敌。
在进入雍熙时代的时候，中央母国对诸封国的支持，就仅仅停留于“道义亲情”上了，于安西三国而言，则相当于丧失了最重要的“外部”扩张力量源泉，从一个衣食无忧的“富二代”，逐渐演变成艰苦奋斗的“富一代”。
于是，安西三国在河中地区的处境，就变成“单打独斗”了，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