或者“功臣”都提出相对一致的看法，青年皇帝刘文澎也不由泛起嘀咕了。当然，刘文澎的任性若是发作起来，也不是这些人劝得住的。
真让阻止刘文澎“起飞”的，还是世祖、太宗这两座大山，祖宗成法的在当前这个时代的威力是很难为不通其理的人所理解的，那一项项赋予了世祖意志的条文规矩，对所有人都是一种约束，包括皇帝。
这也是帝国诸统治阶级们对皇帝最有效的一项限制，上上下下，如何能不高擎这么大旗，拼命维护。
而刘文澎，毕竟还是赶上了世祖晚年的那段时间，虽然短暂，那也是真正亲近地见识过余晖下的世祖，是何等的威严或者说恐怖，又打小成长在太宗的“阴影”下。
或许对天地师长，刘文澎都没那么地敬重，唯独对两代先帝，常怀一颗敬畏之心。
改不了制，最终还是得按规矩来。一个都察使，都能引得满朝云动，各派相争，何况是尚书令这个帝国首相的位置。
朝廷内部更是争得头破血流，基本各大派系都下场了，很多刘文澎甚至没多少印象的人都被举荐到他面前，比如河东转运使柴宗诲，这是英国公柴荣的幼子；关内道布政使高处让，这是安国公高怀德三子；西南巡检使赵昱，这是已故陕国公赵延进次子无一不是开国元勋、功臣勋贵之后。
值得一提的是，大汉帝国公卿勋贵的传承，已然出现一种趋势。二代继承者们，尚有一部分才干出众者，能在朝中当重职，享实权，继续巩固、延续着自父辈创下的功业与影响力。
类似的人物，在过去的几十年，可以说是一抓一大把，并且很多人也的确成为帝国的中流砥柱，包括赵匡义在内的诸多宰辅大臣、将帅封疆，都是如此。
而到了第三代，情况就逐渐发生变化了，那些承爵者，在朝中基本只担虚职，不掌实权，而代表家族出仕打拼，继续保持、提升权威与影响力的，则是其他没有继承权的子弟。
这种趋势，在世祖开宝后期便已有体现，等到太宗时代，就已然很普遍了。这其中，未必没有两代先帝王的推动，保留勋贵后裔们福荫的同时，也在各大家族造成一定的分化。
此举极大地保证了各大勋贵家族的根本利益，也使勋贵在帝国的政治生态中始终占据一个较重的利益，即便有世祖、太宗两代各种管理、约束、限制的政策办法，但他们对帝国的影响力实则是不减反增的。
到了刘文澎的平康年代，勋贵们不仅在军队体系内部保持着堪称绝对的话语权，在文官系统内，也同样攻城略地，拿下了众多要职。而对这一个个突然冒头出来的尚书令“候选者”，刘文澎一时之间竟有些措手不及。
至于朝廷内部，为尚书令之职，也是各施手段，局面之复杂，甚至到政事堂都无法组织廷议推选的地步，因为财政使李沆、吏部尚书刘继昌还有兵部尚书向德明都是尚书令的有力竞争者，并且，都被各自代表的政治派系所推举。
甚至于，连驸马、侍帅杨延昭都被人推戴，只不过杨延昭很果断地拒绝了，甚至主动压制了那些“热心者”的声音。
而此前有大量案例证明，面对这种纷繁复杂局面的时候，刘文澎既缺掌控能力，也缺乏处置能力。
于是，不胜其烦的刘文澎做出了一个充满他个性，细思之下又并不让人意外的决定，他于平康四年秋九月二十六日下诏，以内阁大学士、王旦为尚书令，总理朝政。
事实上，内外大臣们推举的那些人选，站在刘文澎的角度基本上是一个都不会认。首先排除的就是枢密院、兵部这两个军政系统，太平时代也不可能二衙长官成为“首相”。
其次就是李沆，他既是三朝老臣，又是太宗遗命辅臣，刘文澎好不容易才把刘暧、张齐贤这两座山头熬走了，怎么可能又给自己找不自在，没把李沆也一道赶出朝堂，就是他克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