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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旸预感过自己在继位之初会面临一些麻烦，然有些麻烦的出现仍旧在其意料之外，他怎么也想象不到，就连大行皇帝下葬之期，都需同一些大臣角力一番。一干人拿着“天子七日而殡，七月而葬”的旧礼来说事，甚至拿高祖刘暠的葬期来举例说明，那毕竟拖了差不多一年的时间，以此来建议刘旸，将大行皇帝来年再行下葬。
这样的建言，当然与刘旸之意相违逆，依他的想法，百日之期足矣。七月而葬，其中很重要的一点原因是陵墓的修建，而大行皇帝的高陵是早就修好了的，何需教条死板地依旧制行事，白白浪费时间不说，还让梓宫在千秋殿吃灰。
这是两种理念的冲突，也是两种立场的角力。刘旸自己想法当然很简单，在尽全尽美的基础上尽快完成丧葬之礼，从而让帝国恢复正常秩序，还官民以安宁。
这是公的一面，私的一面自然是想尽快结束新旧交替的过渡期，把登基日期提前，尽早掌握皇帝大权。
而提倡“七月而葬”的大臣，其意图也不复杂，只是与刘旸之意相反，要尽量拉长这个过渡期，新君无法尽快彻底地掌握帝国大权，在这段时间内，就给予他们更多操作权力的机会。
这几乎是一种本能，一种臣权向君权发起的挑战，过去大行皇帝在时，时不时还有人敢炸刺，如今头顶的阴影散去了，自然要蹦跶一番，也试探试探这新皇帝的深浅。
上奏的人中，有不少三馆及翰林院的学究大儒，他们跳出来，并不稀奇，刘旸甚至能一定程度表示理解。毕竟，大行皇帝从来不听他们的，而他还是太子之时对儒门思想学说，表达过一定亲近认可，拿出一些东西来试图说服他这个新君，不值得奇怪。
但经此一事，刘旸对那些经典思想学说的好感就大打折扣了，那些思想，固然存有治国安邦、统驭臣民之道，可以从中明辨王朝兴废之由。
但同样的，也可能被其用来约束、限制乃至压制皇帝、皇权，他们那一套礼，用来束缚臣民是应该，用来约束皇帝自己，刘旸不似大行皇帝，他有一定的克己觉悟，但同样不喜欢这样带有些逼迫的方式。
那些迂腐不化、抱残守缺者不可怕，可怕是有居心叵测，假借礼制，窥探皇权者，这就让刘旸不得不防了。
而头一个让刘旸诧异的，便是尚书右丞辛仲甫了。这个开宝老臣、赵普的挚友，他几乎就是带头人，明确赞同“七月而葬”，其言辞恳切而激烈，甚至给刘旸一种不满七月，他这个嗣君就不孝顺的感觉
当初秉政之时，君臣之间和协共事，也算相得益彰，刘旸也曾夸奖其精明干练、勤于国事。
此事一出，刘旸也不由深深地发出感慨，大变之际，人心俱变，大行皇帝一旦不在，那些被他压制的人或事也都跟着抬头了，眼下只是一个葬期问题，便牵扯出这么多纷扰，将来还不知有多少是非斗争向他袭来。
而面对此局，刘旸的态度自然是一贯的，也是坚决的。从这些臣僚对此事的态度，刘旸并不能感受到他们对自己这个皇帝的尊重，必须得压制。
不过这一回，他没有如上尊号、庙号之事那般乾纲独断，强平异议，他是看出来了，未来纷扰不会少，若都由他亲自下场卖力，那他这个皇帝可就有得辛苦有得忙了。
关键在于，刘旸可不是没有根基的，三十多年太子生涯积攒下来的东西，磨砺出来的经验，那也是深不可测。
只露出一点苗头，便有一大波人奋起，与那些“复礼”之徒进行论战。李昉、韩徽、寇准、徐士廉、王旦、鲁宗道等臣，这些人联合起来，那战斗力是毋庸多说的，尤其是李昉，谈儒论道，讲礼说法，先不说业务素质，仅靠个人威望都能压倒一片。
于是，在一番压倒性的胜利过后，皇帝刘旸很虚心地接受建言，大行皇帝于开宝三十年寒月三十日下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