仅仅是这一点，就能让大明的粮食价格彻底的降低三成，甚至更多。
这件事听起来是好事，然而，在大明这个纯粹的农业社会里，粮食的价格必须保持在一个恒定的价位上。
粮食价格低了，对于农民来说就是灾难。
粮食价格高了，对于朝廷来说也是灾难，因为，随着粮食的价格飙升，作为大明物价晴雨表的粮食价格飙升必然会造成大明国内所有物价开始飙升。
更何况关中百姓种植最多的还是谷子，糜子，玉米这些作物，而这些作物的价值本身就比不过稻米，一旦市场上多了七百万担稻米，这些杂粮跌价跌的更厉害。
所以，司农寺，国相府，每年秋日里都会给粮食设定一个恒定的价格，以保障农夫们的利益，也保证朝廷的利益。
往常，根据蓝田县的惯例，朝廷会以保护价格收购百姓手中多余的存粮，储存在粮库里，等到灾年的时候再平价粜出去，这样一来一往，关中百姓总能吃到平价粮食。
这种平稳的日子似乎可以长久的过下去，好像完全没有改变的必要。
对于官府来说，每一次改革，每一次进步其实都是一个自找苦吃的过程。
明明有了这么多的稻米，国内百姓就能多吃几口稻米，似乎对每个人都是有好处的。
可是，一旦施行了，就会破坏稳定，对自给自足的大明农夫带来破坏性的影响。
这种稳定其实只是一种脆弱的稳定，一旦发生大的灾害，或者连续几年发生大的灾祸，这种稳定就会立刻崩溃。
朱明就是这么死掉的。
可是，接受洪承畴的法子同样是一件不靠谱的事情。
云昭知道。
南洋的粮食价格其实就是一个畸形的价格。
主要是洪承畴在南洋收到的粮食，几乎是没有成本的，仅仅在安南，他一年收到的粮食就足足有七百万担。
这是他在安南拼命扩充粮食种植地的结果，这种掠夺性的种植方式，不但毁坏了安南众多的森林，草地，山丘，更破坏了安南人最后的希望。
一年种三季稻子，只有一季中的六成属于自己，其余的都要上缴。
除过收取粮食的费用之外，这批粮食再无别的成本，所以，国内的百姓在生产粮食的过程中，与洪承畴掠夺回来的粮食价格，没法子比。
云昭不知道安南人会不会愿意，反正放在他头上，他是一定会造反的。
洪承畴在奏折中还说，施恩于安南人将是一个漫长的过程，每当安南人有了暴动的冲动，他就准备补偿安南人一点，比如，给安南人留下一季收入的七成，八成，乃至九成，或者将一季的稻子全部留给安南人。
云昭对洪承畴操弄人心的手段是相信的。
也相信他能准确的把握好安南人的脾气爆发点。
可是，这么多粮食一旦进入大明，对大明的农夫的伤害却是实实在在的。
种粮食了，收益很低，不种粮食了，又没有来钱的门路，指望大明现在薄弱的工商业想要吸纳这么多农夫，云昭就觉得这很不现实。
所以，这么一大批粮食该如何进入国内，去向那里，都需要好好地思量一下，是一个难题。
张国柱来的时候云昭还是有些烦躁，粮食没有的时候能饿死人，粮食多了，同样很烦人。
“七百万担粮食？”
张国柱看过洪承畴的奏章之后笑了。
云昭道：“粮食都给你，你负责给洪承畴给钱，负责保证中原粮食价格不至于下降，你觉得如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