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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吾国在与东朝商务竞争之中亏蚀甚多。平心而论,实非东国商人奸狡如狐,蛮横霸道,而在吾辈不自讲求商务之精理所致。况外人商务竞争,瞬息万变,刻不容缓,迫不容待,又如何能以一陂一障之抵力,当此汪洋巨海之潮流乎?故欲言竞争,当从商务下手,而这也是敝馆开办之缘由,即提倡商学、研究商情。陈师,这商务之精理,一言以蔽之,学而已矣。无学不足以言商,无学不足以言会。商务一道自古即被误置之于士农工商之末,乃不知现今诸国均借此以应优胜劣败之雄谟。”在费劲口舌将自己年轻时的授业恩师劝回去之后,黄伯超擦了擦额头的汗,回到了大厅内。在这里,二十余位各个年纪都有的男人站在那儿,脸色都不是很好,有人的眼神还很迷茫,甚至还隐有一丝羞愧的情绪在内,这令黄伯超更是黯然。

    “诸位,陈师所言固然不无道理,但如今世道变了,圣人之学也不应当一直不变,不然就是走了邪路成了邪教了。孔孟之学,本就包罗万象,兼收并蓄,人人都应有自己的理解。值此世界大变之际,吾等若是仍然抱残守缺,不思进取,岂不要令煌煌中华文明一起跟着陪葬?”黄伯超将众人的表情都看在眼里,因此出言给大家大气:“设想若是商业不昌,朝廷财计不足,则百官薪俸无法发放,几十万大军军饷无法满足,枪炮甲杖等器具更是无从筹措,长此以往,国将不国。吾等商院所学为中国素来未办过之事,章程等件均是衡量国朝传统、时局,且取外国已有之成绩变通用之,断不至于背上数典忘祖、不敬名教的黑锅,诸君都是有志于新学的人才,还计较这点毁誉?”

    黄伯超一番话说得众人连连点头,然后纷纷作鸟兽散,前往各自房间温习功课了。

    这里是裕大昌商院,是裕大昌布行东主黄伯超创办的产业,主要是为了培养商学专门人才,以繁荣地方商业,促进生产力提升,进而提升整体国力。该商院教学用的教材全是黄伯超在宁波游学、经商期间搜集所得,其中也有许多是他自己领悟的道理,可以说是他经商半生以来的智慧结晶,传授给别人也未尝不可。

    但问题出就出在此人大张旗鼓地办了学校,然后大量印刷教材分发给学生学习,并造成了一定的影响力,这无疑捅了马蜂窝了。要知道,在如今的大顺,虽然思想文化领域正在进行着缓慢的变革,社会上的工场作坊也日渐增多,但真要从全局来看,其实还是旧思想、旧文人、旧秩序占了上风的,所谓的新学还是在政府部分官员的支持下顽强地生存发展,并未达到全社会认可的阶段。因此,可想而知当黄伯超此人在巴陵县城内开办这所商院的时候,是引起了多少人的愤怒了!

    裕大昌商院挂牌不过三天,就被一群读书人堵了门,牌匾被砸不说,院子里的花盆、树木、桌椅什么的也被毁坏得一塌糊涂。甚至到了当天晚上,还有人往商院的大门上泼粪,可见怨念之深。

    大顺朝廷的岳阳知府、巴陵县令虽然都是同情新学的官员(不然也不会被派到这个堪称锁钥之地的湖南门户了),但他们作为一县乃至一府的主官,自然要考虑到地方上的舆情,以及大量事务需要靠传统士绅来帮助,因此无法以行政手段很明显地保护黄伯超开办的商院的安全。他们只能和稀泥,尽量让人们将注意力转向他处,不至于让裕大昌商院被祸害得太厉害——没办法,即便在大顺这种相对开明的地方,绝大多数百姓仍然是守旧的、保守的,尤其是在精英分子阶层中,守旧分子的比例只会更高,这没别的好的解决办法,只能靠坚持文化改良运动,慢慢潜移默化地改变人们的观念。

    但在人们的观念改变之前,毫无疑问,黄伯超和裕大昌商院本身都将背负很多人异样的目光,成为很多人鄙视和唾弃的对象。但黄伯超是一个信念坚定的人,出生在南昌的他在青年时间被大哥赶出家门,然后带着仅有的一点浮财到湖广来投奔舅父,最终依靠批发棉布生意慢慢发家,成了湖广一带举足轻重的大商人,裕大昌布行也成了长沙、衡阳、巴陵、武昌等地响当当的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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